投资门槛高意味着只有具备一定的资金和经验的投资者才能参与股票投资。这样可以减少投机行为和不理性投资，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养和风险承受能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的投资者才能准确判断市场趋势和选择具有潜力的股票，避免盲目跟风和盲目投资。

陈嘉禾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萧规曹随”，讲述了一个聪明的做事方法。在证券投资中，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故事，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规曹随”的由来

在汉朝建立以后，第一任丞相是萧何。汉高祖刘邦死后，到了汉惠帝二年，萧何也随刘邦而去，曹参这位当年和刘邦一起起兵的沛县老乡，当了汉朝第二任丞相。

根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为相以后，毫无创新。朝廷内外，一切根据当年萧何所布置的运行。汉惠帝刘盈觉得这个丞相什么都不干，难道是欺负我年纪小吗？于是就找来曹参，君臣之间就此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面对皇帝的质疑，曹参问汉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陛下你自己觉得，和汉高帝刘邦比，水平如何？

汉惠帝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心想自己如何能比得了打下江山的老爸刘邦呢？立即回答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怎么敢比先帝啊！

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陛下看我和萧何比，水平如何？汉惠帝想了想，你也不如萧何，但是不好意思讲这么直接，于是回答，“君似不及也。”你的水平，好像也比不上萧何哦。《史记》里所记载的这个“似”字，十分传神。

曹参于是说，既然陛下不如高帝刘邦，我不如萧何，那我们俩还折腾个什么劲呢？一切遵照他们布置的运行，岂不很好吗？“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汉惠帝听完，大为称赞。于是，终汉惠帝一朝，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保持了刘邦时代的布置，国家也因此得到休养生息。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萧何定的规矩，曹参啥都不用改，跟着做就行了。

投资中的“巴规我随”

曹参虽然算不上最聪明，比萧何、张良的水平要差不少，但是也算得上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如前代丞相，于是全盘照搬前代的制度，保持了国家的安定。

回到价值投资的领域，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价值投资大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巴菲特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巴规我随”。

不怕大家笑话，我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对一些价值投资大师的崇拜，就有点类似曹参对萧何的态度。我有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霍华德·马克斯、塞斯·卡拉曼厉害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不妨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有时候，如果我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那肯定是我错了。

比如，巴菲特说不能用股价跌了要还钱的杠杆，一分钱都不要用。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也许可以用个3%到5%，反正明年股息到账、工资到账，就能还上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就是我错了。

再比如，霍华德·马克斯说一直要注意估值，估值永远在高估和低估之间，像周期的钟摆那样来回飘荡，但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不管估值啊。好公司随便什么价格买进来，过几年业绩增长也能把高估值抹平了。这肯定也是我错了。

查理·芒格说，有时候价格和价值会背离很长时间，而我认为这个股票这么有价值，半年肯定能赚钱吧？那我大概也错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说，不要管价格的波动，只要盯住价值就行了，所谓“资本市场里有太多对价格了如指掌，却对价值一无所知的人。”但是我今天听到个小道消息，觉得这个股票明天能涨停，这肯定又是我错了。

也许，这种投资中的“萧规曹随”，或者说“巴规我随”，真的会带来一些错误：毕竟人没有完美的，再优秀的价值投资大师还是会犯错。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让我们和大师一般优秀，或者说近似大师般的优秀。而如果采用自己的一套投资逻辑，大概率什么都得不到。

大约200年前，清朝和日本同时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在黑船来袭事件之后，立即发现了自身的脆弱，开始全盘照搬西方。而清朝在鸦片战争挨了两次揍以后，朝野上下还在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只学一点儿西方，继续维持满清的皇朝正统。结果，几十年以后的甲午战争，清军被日军打的一败涂地，举国遭受奇耻大辱。

在今天的证券投资中，是怎样的自信心，可以支撑我们认为，涉足市场未深的我们，能在投资里比那些历经市场考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价值投资前辈做得更好？如果不能，那为什么不采取一种“萧规曹随”、“巴规我随”的投资方法呢？

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不过，在价值投资中“萧规曹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假的价值投资大师”。在今天的新媒体信息时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一些流量很大的大V，到处宣称自己很会做投资，实际上是靠流量赚钱，投资的真本领并不怎么样。如果跟随这样的“假大师”学习，搞不好会南辕北辙。

我们在选择学习的对象时，应该采取一种“宁可错失、不可错信”的态度。一定跟最负盛名的那几位价值投资者学习，多看看原文到底在说什么，而不要随便相信我们在手机上刷到的信息。

也许第一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比如可以只学巴菲特，其他人说的一概不听），但第二个问题可能会麻烦一点：不同的价值投资大师之间，有时候理论会不同。

比如，查理·芒格非常崇尚集中投资，沃尔特·施洛斯和彼得·林奇则比较崇尚分散；菲利普·费雪对成长股情有独钟，本杰明·格雷厄姆却对估值极度看重，因此买了很多传统企业。

客观来说，这些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投资者，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只是在一些细节的把控上显得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的逻辑上，却出奇的一致：比如不对市场价格进行判断，同时在乎企业的估值与质量，等等。

理解了价值投资大师们在投资方法上的“同”和“异”，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只要照搬他们的哲学内核，然后在外在技术问题上，量力而行，择优而用就可以。

比如，如果我们有能力找到最好的公司，那么学芒格的“集中投资少量好公司”的方法固然无可厚非。而如果我们对自己看企业的眼光没有那么自信，那么施洛斯的“低估加分散”的方法，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两千年前的曹参，在面对治理初创的汉帝国这个大难题时，发现自己不如前任萧何有本事，于是聪明地选择了“萧规曹随”，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尧帝，发现自己的治国能力不如贤人许由时，就试图让出帝位，并对许由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你的光芒如同日月般照亮大地，我如果还要举着自己的火把来照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今天的价值投资领域，当我们有巴菲特、芒格、马克斯等如此优秀的榜样可以学习时，我们又为什么要自己琢磨一套其他的投资方法呢？仔细学习他们的价值投资方法，来一个投资版本的“萧规曹随”，岂不美哉？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